另有数据显示，1987年至2000年全国已累计收容教育30多万人。
不过，我国处在行政国家阶段，恰逢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而进行政府职能转换期，无论是公权力的行使，还是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计划乃至行政协治等非权力性作用，尤其是要做到进一步简政放权，放活不放任，都需要懂法守法用法的开拓型人才。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公务员系统，是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基本支撑。
进入专题： 公务员 公务员法 。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搞法治政府建设，本应在组织法层面做到职能定位明确、任务目标科学、权限分工清晰，可是，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以至于政府系统不得不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梳理权力并实行权力清单的整改活动。有人指出，在某些国家，公务员这个职位不很受欢迎，呈现出更优秀的人才大多流向民间企业的倾向，这才是成熟社会的表现。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为确保公务员能够较好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不仅应当整备其履行职责的工作条件，而且还应当确保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和享受相应福利、保险待遇的权利不过，我国处在行政国家阶段，恰逢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而进行政府职能转换期，无论是公权力的行使，还是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计划乃至行政协治等非权力性作用，尤其是要做到进一步简政放权，放活不放任，都需要懂法守法用法的开拓型人才。从白皮书的表述看，全面管治权的提法只是把《基本法》上赋予中央的权力加以学理概括，这就意味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权无论多全面，都要转化为《基本法》上规定的具体权力事项。
因此，处理香港问题，不仅要面对现代政治理论，而且要面对法律理论。这固然表明中央香港问题上严守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央试图以更为积极和能动的姿态，在法治的轨道上寻求更大的权力突破。由于《基本法》对中央行驶的权力规定在许多条款中，以往的《基本法》理论都是从权力的具体事项入手进行分类，比如驻军、外交、人大释法等，而这次中央试图从权力的性质入手概括这些具体权力，从而提出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广东供给香港的供水提供的标准比给内地的供水标准更为严格。
香港殖民地的历史，使得中央往往将香港看作是在外面受苦终于回家的孩子。这样一种传统在中央治港高层形成了对香港怀柔和宽大的治理传统，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称之为鸽派思路。
这种补偿是为了争取香港的人心回归。然而，在白皮书发表后，香港媒体全部围绕国家主权问题展开讨论，而很少有媒体关注白皮书中有关中央支持香港经济繁荣和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在中央管治香港权力主张与中央实际上实行权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不过，白皮书中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记录中央支援特区政府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努力，包括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竞争力，支持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和确保中央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供应等。
全面管治权：中央权力行使要受《基本法》约束 香港《基本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纠缠了国际法、国家法和宪法的复杂关系。在未来的香港治理中，如果香港和内地温和理性的力量成为输家，而香港和内地的激进思路展开激烈对抗的话，那么也许应了古老的格言，同室操戈、兄弟内讧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尽管如此，有许多事实真相并没有写在白皮书中。它之所以具有宪制定位，就在于对中央行使主权构成了法律约束。
从法理上说，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但是看看中央在香港如何具体行使管治权，不免觉得言过其实。可见，无论如何概括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中央事实上很少在香港直接行使权力。
全面管治权概念中试图用全面来表达中央在香港拥有权力的广泛性，从而防止香港不少人认为中央在香港除了驻军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内地的老百姓对这点很不满，广东省和深圳市各级地方政府也抱怨不断。
而新成立的全国港澳问题研究会也积极组织内地学者专家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发表言论，与香港社会各界形成有效的交流和互动，试图矫正香港媒体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重两制而轻一国的倾向。现实考虑主要针对香港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目前争论最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二是近年来出现的排斥内地甚至主张公民自决等极端倾向。 白皮书针对两个现实问题：行政长官普选和排斥内地倾向 中央在这个时候就香港问题发表白皮书，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打算。尽管如此，放任不干预政策导致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中央甚至内地的学者专家在香港问题上发表言论就变成了干预香港高度自治。一方面，由于回归之前中央对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缺乏研究，对于中央对如何治理香港也没有成熟的想法，基本上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保持不变的思路，放任香港按照过去的惯性发展，以便摸索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回归之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思路，而香港回归初期，中央希望加入WTO，急需要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放任不干预政策。
针对前者，中央在白皮书中再次明确阐述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的立场，而且针对香港不少人主张爱国者治港不是基本法上的规定，白皮书明确提出爱国是适用于香港公职主体的法律标准。一国两制白皮书金句 来源：信报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一国两制白皮书 。
然而，香港回归之后，香港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接踵而至，这种放任不干预政策绥靖政策已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 中央治港政策调整：多做少说 2003年以来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主要是从外部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比如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香港经济发展，通过人大释法和决定解决了困扰香港的普选问题等。
针对后者，中央不仅回顾和总结了中央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和保持繁荣的一系列措施，而且特别强调继续推动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合作。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明确将香港问题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
乔晓阳、张小明和李飞等中央高层官员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主动阐述中央的立场，并与香港各界展开交流和对话。在中央看来，这显然有助于澄清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香港媒体长期宣传而形成的片面观点。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央不断调整治港思路和治港策略。而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陷入激烈争论之际发表白皮书，实际上中央积极向香港市民、内地民众和国际社会系统阐述中央的立场。
香港的现实以及内地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反弹，都促使中央调整其治港政策。 就在香港因为行政长官普选陷入激烈争论之际，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就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发表了白皮书。
中央治港政策的再调整：软实力的运用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不仅要做，而且要说。说并不是要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而是要让一国之内两地官员、学者、专家和市民的思想交流正常化。
这种放任政策导致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的理解出现了偏离甚至错误的倾向，中央对港政策的善意得不到积极回应，以至于香港社会形成了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局面。中央给的好处统统都要，但反中央、反内地的声音却愈来愈高涨。
比如香港社会反自由行的声音很高，可特区政府真要限制自由行，零售业和旅游业马上就消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以来，中央成立港澳协调小组，开始经济谋划中央对香港的治理。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也保持低调，做的多，说的少。整个白皮书在阐述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时，无疑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展开的。
白皮书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一方面要系统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的经验以及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表达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自然也包括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立场。由此，从2013年以来，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明确放弃了以往的低调策略，而是采取高调。
回归初期，中央在香港问题上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如果说2003年以来，中央在香港问题上充分运用经济和政治的硬实力 (hard power)，那么从2013年以来，中央在运用硬实力 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软实力 (soft power)，在香港问题上争取话语权。
可以说，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正从法律、经济和政治上的一国建构，逐步转向文化、思想上的一国建构。因此中央有意无意地限制政府官员和内地学者在香港问题上公开发表言论，限制内地媒体报告和讨论香港问题。
